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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联系汇率制度也有一定负面影响，即香港无法运用独立的利率政策，这也是本次港元汇率波动的主因。据了解，在美国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以后，香港基本利率紧跟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上调，2016年底至今，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共上调5次、下限从0.5上调至1.5，贴现窗基本利率也上调5次、紧贴着从1.0上调至2.0。但因为美国市场利率（美元LIBOR）紧跟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上行，而香港市场利率（港元HIBOR）随贴现窗基本利率上行幅度非常有限，这导致香港与美国的市场利差（而非政策利差）扩大，利率套利活动增加，港元贬值。

庄涛之后，孙建波也选择在2013年离任。华商三剑客中，孙建波的“策略能力”是强项，这和他此前的职业经历密不可分。但是2010年华商盛世成长夺冠之后也陷入“冠军魔咒”，2011年和2012年年度回报仅为-29.1%和-4.51%，连续两年跑输大盘。与此同时，其管理的新发基金华商策略精选连续亏损，在同类中垫底。2013年初孙建波宣布离职，Wind数据显示，其在华商任职期间管理的华商盛世成长和华商策略精选任职回报分别为-1.2%和-26.2%。离职后，孙建波加入景林投资任合伙人，2014年1月-2017年1月任汇信景林1号基金经理，任职回报为68.61%，2017年孙建波成立共青城乾和投资出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担任乾和投资价值精选1号的基金经理。

北京一家母基金合伙人表示，政府引导基金的调整也是必然的，2014年前后的一大批政府引导基金目前到了退出时点，但成效并不理想。从源头上对政府引导基金进行把控，一方面是更好地发挥导向作用，引导资金流向国家重点扶持的实体经济；另一方面也是优化投资决策，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和流动性。

从公司的团队看，高腾走的是精品路线，不少投资管理人都是获过奖的明星基金经理。有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要想在香港这个国际基金竞争激烈，且内地基金子公司已经发展多年的市场分一杯羹并非易事。对高腾国际而言，两家股东的优势一个在一级市场的经验和客户资源、一个在国内互联网销售渠道，两者恐怕在香港市场很难完全发挥出来。不过，公司在面向的全球华人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品牌效应。

“大家可以仔细想想，‘二选一’的过程，就是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大平台，要求商家在稍大一些的平台和稍小一些的平台之间‘站队’，并且对商家不进行强行选择的后果附加了强制条件。这个过程当中获益的只有大平台自身，而受损失的则是消费者和千千万万商家的自由选择权。看上去的互惠互益实际上已经是不对等的商业契约。”达达说。

魏晓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4月张家慧夫妇间接持有的海南迪纳斯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迪纳斯公司）与唯舍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者将已经预登记在工行名下的3000多平方米房产“卖给”前者，价值10529420元。后来，迪纳斯公司以所购房屋已预登记无法过户，将唯舍公司告到海南中院。海南中院判决被告唯舍公司用其32135.5平方米的土地清偿所欠迪纳斯债务。